古来安民奖官的荣誉物——万民伞
周 元 桂
封建社会，县官在整个官吏队伍中处于最基层，远离决策中枢。然而，作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政构基础，县级政府则又处在最前沿，承载着支撑王朝大厦顽强屹立的重任，皇帝和中央政府又不得不重视县政的功能作用。其实，县官们的处境十分尴尬和艰辛，尤其是明清时期，皇权金字塔的层层制约严苛，县官非常难干。然而，正是严苛的制约，倒律促了县官们不得不孜孜尽责竞贤能。其中的佼佼者比封疆大吏毫不逊色。《来安县志》不仅在“名宦”栏中有侧重地记载了他们的才德和政绩，并星散式记载了百姓对贤能县官的特色奖谢——来安百姓所创设的赠“万民伞”（特制的大红伞，上有歌功颂德之赠言，如“勤政爱民”“风调雨顺”等），在贤能有作为的县官离任时，送上万民伞以示颂意。下面浅析《来安县志》上一首留别诗（七律）——《调任婺源留别来安诸父老》，以折射古来安“民赏官”的特色情状：
一曲《骊驹》起别愁，攀辕几日为勾留。
已惭张盖光行色，那称加冠表壮犹。
万户抚绥劳共济，百年记载赖参求。
临歧漫洒樽前泪，自有双鱼尺素投。
诗作者符鸿，清嘉庆乙丑（1805年）进士。道光二年（1822年）任来安知县，道光四年调任婺源（原属徽州，今属江西省）知县。“骊驹”，为古代客人告别时吟的感人诗篇，能一吟便令人顿生意绵绵、情切切的离愁感伤。“攀辕”即挽留；“勾留”即耽搁，符鸿是说因来安父老的热情挽留，而耽搁预定的出发时间。“张盖”，指来安父老向符鸿赠送“万民伞”。 “万户抚绥”与“百年记载”分别指符知县在来安为官仅两年时间，便办成了两件大事。一是，道光三年，南境圩区遭水灾，符知县奔走呼号，力倡乡绅、义民出钱出力，有效地赈灾济民，使灾区安度水荒；二是，道光四年，符知县将中断了近百年的《来安县志》进行了增补递续，完善成今天我们见到的道光十年版《来安县志》。最后作者实写了饯行宴上，自己留连难舍，来安父老挽留情意炽热，双方都伤感落泪，互道今后要常通书信（“双鱼”即“双鲤”和“尺素”都代表书信）。如此留别，显得缠绵悱恻，情状感人。此乃古来安“民赏（贤）官”之特色场景。
一首诗写出了留别场面的轰轰烈烈、亲亲热热、依依难别。既表明了符知县有功德于来安（贤、廉、能、仁四德兼备），也折射了古来安的民风纯朴，士绅百姓虔诚、重感情。难怪人们常说“来安”者即“来之则安”也！原来自古来安便是以热土加热情为优势的，致能官来官尽责，民来民心安。关于昔日来安百姓送别贤能县官的具体情状，曾闻民间另有达意形式：别离者被绅民前呼后拥地送行在大街上，来城主街道两边的店铺、民舍门前都放一盆清水（象征清白廉洁也！）、一面明镜（“民敬”也！）。绅民代表把离任的“好官”送到城外，双方对揖（“揖揖”即依依）而别。笔者看过《滁州志》和几个邻近县的县志，似无这类史情专载。故古来安这一“民奖官”俗尚，应属吾邑之特色风尚。
一例不足以称风尚，县志“名宦”栏县官中的贤能才俊，不乏其人。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明令魏大用和清令韩梦周。魏大用于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临来安任知县，他为来安做了功德无量的两件大事。一是创修《来安县志》，是序辑来安历史的奠基人；二是首建来安砖城墙，裨益来城居民安荣500年。韩梦周乃德才兼备一名儒，其于任期内为来安百姓在民生、民安、民富等方面殚精竭虑、鞠躬尽瘁。魏、韩二令离任时都有着民赠“万民伞”的荣誉。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的“父母官”们，随志载而英名不朽！当然，县志也记载了少数尸位素餐的平庸县官，如明嘉靖十七年任来安知县的王梅，就乃不思尽职尽责只图安逸的庸官。他在一首《县署即事》的诗中自白道：“疏慵更何事，高枕午窗虚”一个慵懒无所事事的县官，面无羞色地跃然纸上。无疑，王知县离任时肯定是灰灰然的。更有讽刺意味的一例是：1938年5月23日，三架日机轰炸了来安县城，并强驻下来烧杀淫掠百姓。不久，日本头目仓宁因换防离开来安时，竟恬不知耻地强要带走400年前邑人赠送县令魏大用的“万民伞”，还要维持会会长把伞上原有的“风调雨顺”改成“秋毫无犯”，虽未得逞，却使日寇穷凶狡诈之丑恶嘴脸形象地毕现。
为官一任，不一定要做多少轰轰烈烈的大事，只要能尽力为民谋福祉，人们便会感激不尽，口碑必然佼灿！反之，那些不贤廉、不正派的官员，也会被人们所憎唾。两个月前，便有此“反之”一例见诸报端：西南地区一位地厅级官员被双规并免职之后，街上放起了爆竹，谓之“送瘟神”。由此可见，尽责又贤能的“好官”，则民心向，民有赏（口碑好）；心术不端之秽官，则必然会遭民弃。泾渭分明，天壤之别矣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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